弗朗茨·马克的《蓝色大马》。丢勒传世名画《野兔》。

　　藏于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的《野兔》是丢勒的传世名画。几近完美的渲染手法，让它成为几个世纪以来水彩画的标杆之作。它不仅是“维也纳的非官方吉祥物”，也是阿尔贝蒂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由于水彩画脆弱的特性，此画无法经常对外展出。每次经过最多3个月的展示后，《野兔》就需在黑暗、控制湿度的保管室内存放5年。

　　2014年，《野兔》曾被短暂展出，它的下一次露面则需等到2018年，之后又要重新封存。博物馆副馆长克里斯蒂·贝内迪克坦言，该馆“只有不到1%——甚至只有0.1%——的藏品能够展出”。不过，按照该馆创办者定下的规矩，所有画作都有一件复制品供人们经常欣赏，《野兔》也不例外。

　　美国沃克艺术中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0年，它购买的第一件作品便是德国画家弗朗茨·马克的《蓝色大马》。这幅名作从“出生”起便历尽坎坷：希特勒视之为“堕落的象征”，令作者饱受非议。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那周的最后一天，它被沃克博物馆买下，引发轩然大波。此后数十年中，该馆的重心发生转变，《蓝色大马》的命运也随之改变。如今，该馆以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作品著称，这幅画早已被打入冷宫。

　　柏林画廊很少展出美国艺术家爱德华·金霍尔茨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艺术展》，原因很简单：它能占据一整间画廊。馆长托马斯·科勒称，这一作品展现了一群头戴呼吸器的参观者观看展览的场面，而组装这套展品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部分作品零件还常常需要更换，逼得修复团队跑到跳蚤市场去淘货。

　　在伊朗国王统治的最后几年，也就是那段石油产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皇后法拉赫·巴列维收藏了数量庞大的现代艺术品，它们现在的价值已达数十亿美元。1977年，德黑兰现代艺术博物馆正式开放，在那之后的两年里，人们可以在那儿一睹毕加索、波洛克和沃霍尔等家喻户晓的艺术家的真迹。

　　但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后，这些艺术品很快被视为颓废、堕落的“西方产物”，“不适于人民观赏”。如今，博物馆将这些艺术品藏到恒温的地下室，在那里它们不仅免受气候影响，更能免遭手持利刃的激进分子的破坏。

　　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参观者对阿尔达比勒地毯不会陌生。为了保护它历经数世纪的脆弱纤维，这件精致的波斯纺织品一直被精心覆盖，每小时只能展出短短的10分钟。洛杉矶艺术博物馆有一件类似的展品：加冕地毯。英皇爱德华七世于1902年在西敏寺大教堂加冕时，这张地毯就铺在王座前面。

　　对待这样的老古董，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它们对光极其敏感，与加冕地毯同时期的一条地毯现在只剩一块碎片了，正在柏林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展出。

　　数据不说谎。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永久藏品里，巴勃罗·毕加索的作品有1221幅，但参观者只能看到其中的24幅。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大师胡安·米罗的156件作品中，只有9成在展出。

　　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巴黎卢浮宫的墙上似乎挂满了一流珍品，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顶尖艺术机构将绝大多数藏品隐藏于公众视野之外，存放在恒温、黑暗、洁净的保管设施内。整体而言，泰特展出了20%的永久藏品，卢浮宫展示8%，古根海姆美术馆只掏出3%，柏林画廊博物馆甚至更少——仅2%。

　　“我们的空间只够展示这么多藏品。”柏林画廊馆长托马斯·科勒解释道。该馆拥有1200平方米的展示面积，用于展出几十年来通过购买和捐赠获得的各类藏品。“博物馆里储存的是回忆与文化。”他说。但和世界其他博物馆一样，这里的大多数展品“永不见天日”。

　　除了空间不足，潮流变换是另一个理由——有些藏品不再符合这些博物馆的策展主题，而哪怕是著名艺术家的次要作品也会逐渐失宠。“通过遗产捐赠来的作品可能会在板条箱里存放多年，等待分类。”科勒介绍称。还有些藏品会因过于脆弱或已损坏而被封存，它们大多会被永远安置在展馆外某个不知名的储藏库里。

　　“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只有5%的国家藏品可以展出。”英国策展人贾斯珀·夏普说。在201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夏普是奥地利展厅的负责人。据他介绍，现在很多艺术机构想出了各种方法来展示自己的藏品，他们的努力使得博物馆在开放藏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除了为藏品制作数字版，一些艺术馆还另辟蹊径，瑞士舒克拉格现代博物馆的“仓库式展示”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里，参观者可以拉出滑架，欣赏那些已被存档或正在修复的艺术品。而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美国布鲁克林美术馆等机构，则另建了开放参观的保管中心。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展馆都能提供数据库或“仓库”，以供大众一赌名作真容。以下是几件人们难能一见的艺术品，以及它们被封存的原因。(易文)